国网 GK卡,五行币,MFC理财,龙爱量子,资金盘都是传销

　　7月4日上午，齐秀平有点不耐烦起来，他已经近半个月没和母亲说话了。6月6日，“五行币”传销的头目宋密秋(其在传销圈中化名张健)被抓，但齐秀平深陷其中的母亲仍不醒悟，至今参与其中，2年负债近百万元的“投资”已让母子关系几近破裂。

　　在济南，和齐秀平一样无奈的子女还有不少，有的母亲整日忙于“国网 GK卡”，半年没去工作;也有年近六旬的母亲突然成了“M粉”，不肯对女儿吐露只言片语;还有一名母亲因为迷恋“皮皮果”APP，整日忙于网上种树收果，为了年入百万的发财梦……

　　一场基于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传销乱局正在老年人中爆发，年轻的子女们四处求助、投诉、报案，但很少得到有效回应。更让他们欲哭无泪的是，深陷其中的父母也与之为敌。

　　拯救母亲

　　提起母亲被微信群“洗脑”，齐秀平欲哭无泪，两年前吸引她的只有云数贸“五行币”，但后来，她又陆续投资了“民族资产解冻”等几十个项目。经过多次全家出动的劝说后，如今齐秀平的母亲已经“什么都不说了”，或者直接搪塞“一分钱都没投”。

　　而齐秀平被母亲刷去的信用卡则每月以巨额账单的形式证实着这其中的“投资”事实，目前据他不完全统计，母亲已经向各个微信传销项目“投资”了近百万。更糟糕的是，齐秀平的劝说换来的是母亲的极力抵触，母子形同反目。

　　和齐秀平一样，最近半年张鸣也在为52岁的母亲担忧。自从去年国庆节前后他母亲迷上“国网GK卡”之后，至今再没去工作，手机倒是越玩越熟练，甚至还学会了微信双开。他只知道母亲投了至少7800元，再细问母亲就不肯说了，“只说等着到时候领钱就行了。”

　　张鸣从没说过“断绝母子关系”之类的狠话，怕伤了母亲的心，对于母亲发给他的传销链接，他都会顺手举报，但隔几天再看看，还是能打开。但他最担心母亲意识到上当之后，可能会想不开。

　　长清的刘丽丽最近也和张鸣一样小心翼翼，但她仍在懊恼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一发现这件事就发了火，现在母亲什么都不肯说了。”刘丽丽只知道母亲是在养生馆接触到了MFC理财传销，为此要求换一部运行速度更快的手机，但并不清楚具体的投资金额。

　　刘丽丽收到母亲发给她的链接，打开后被提示风险网站，她也想过使用母亲的账号密码登录MFC理财APP，“但怕引发新的矛盾。”她还试着在网上搜罗公开报道，试图以此唤醒母亲，没想到“老人认为这些新闻太遥远，一概不信。”

　　李胜还算幸运，他母亲只将300多元钱投资到了一个名叫“皮皮果”的APP上，这个之前连微信都不会用的老人，现在每天忙于在网上种树收果子，将收来的果子用在相应的内部网站上，以低价购物，再推荐别人下载这个APP，“相当于发展下线，才能返钱。宣称一年挣百万，开什么玩笑?”李胜不光和她吵过，甚至还抢过手机，但均以失败告终。

　　老人屡陷“微传销”

　　今年6月6日当得知“五行币”传销头目宋密秋被抓时，齐秀平着实兴奋了一番，他想这下母亲总该收手了。可他晚上回家一问，母亲却认为这是“国家在演戏，暗中保护他”。这样的说法再次让齐秀平陷入绝望。

　　其实，齐秀平母亲另外参与的“民族资产解冻”也早被警方查处过，去年8月份，安徽警方即将其定性为“电信诈骗+传销+时事政治”的连环套模式，系集返利、传销与诈骗为一体的混合型犯罪。

　　张鸣母亲参与的“国网GK卡”通过网络发展会员和交易，沿用“五级三阶制”，而早在2004年其前身就被国家工商总局列入变相传销。刘丽丽母亲深陷其中的“MFC理财”，也叫马来西亚MBI，2016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就已明确其属于传销……

　　据介绍，最近三四年，网络传销的参与者呈爆发式增长，其中以中老年人居多，女性参与者的比例高于男性，“中老年人网络知识匮乏，难以分辨一些信息的真假，加上急于找到投资渠道，还有发挥余热的心理需求。此外，中老年人缺乏关爱，也容易抱团取暖，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容易被传销组织营造的温馨和谐环境所迷惑。”

　　在均为子女加入的“反云数贸五行币传销”群里，有人反映张健下面的小头目至今依然活跃，另外，也有人发现有的父母又陷入了“龙爱量子”传销骗局。而据此前的公开报道，“龙爱量子”的模式正是近年风靡的“资金盘”传销。

　　7月2日下午，济南一名参与“龙爱量子”的50多岁女子表示，她投资了58500元，瞒着儿子和丈夫。“消费8500元，公司会给你价值8500元的产品，并且送你原始股，只涨不跌，经过7次派息、分红后，几个月的时间，纯赚69300元。”在该女子所在的微信群里，不断有人分享着此类发财信息。“就是为了赚钱，诱惑太大了。”该中年女子坦言，她的儿子也曾劝说她这些属于传销，但她仍在积极地拉人头，每发展一名下线她可以提成700元。

　　监管乏力

　　齐秀平一直希望能通过报警的形式警醒母亲，甚至能把母亲抓起来也好，但报警之后的证据不足让这一切成为他的一厢情愿。张鸣也报过警，得到的回应是需要工商部门核实，后来又被告知需要核实地址。

　　刘丽丽则记不清自己打了多少次工商局电话，“每次都告知我将限期回复，然后告诉我接下来由下一个部门处理，一直没等到满意的答复。”她盼着本地政府部门出具一份有说服力的文件，最好盖上公章，也许这样母亲才能相信自己身陷传销。

　　反传销志愿者表示，参与传销的人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已身陷骗局，就算警方查到了，他们也都不指认不配合，而且现在很多传销没有实物，而且也不给交款凭据，导致执法部门调查取证困难。齐秀平的母亲此前就把家里所有有关“五行币”的证据和材料搬空，甚至防跟踪意识很强，齐秀平曾试图跟踪找到他们的聚会地点，但均被母亲发现并随即进入饭店吃饭伪装行程。

　　此前本报报道“一吃黑”涉嫌传销之后，槐荫和天桥区工商局的市场监管部门均曾前往其聚会地点查处，但也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未有下文。5月中旬，槐荫区公安局的行动也是如此。有外地警方曾分析称，“微传销”的再生能力强，打掉一个之后，未被抓获的成员购买几台电脑、再架设一个服务器，就可以另起炉灶、快速模式复制，这也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去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曾明确网络传销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7月4日，济南工商部门一名工作人员称，目前尚无针对网络传销的具体监管办法。在实际查处过程中，需要破解传销组织的服务器，才能获取明确的证据链，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打击难度大。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工作人员也称，网络传销需具体调查之后才能定性，根据人数和性质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键是预防，我们一直在宣传，至于监管办法已经是打击犯罪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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